性社会学研究 | 潘绥铭等《呈现与标定——中国“小姐”深研究》

【编者按】

“一位上海妇女向男人出售性服务究竟意味着什么（对参与者与观察者而言），是因娼门层次的高下和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所有的参与者……都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对娼妓问题的认识理解，并对所形成的认识提出质疑、反复商讨和吸纳利用。于是，研究娼妓业及其变迁对理解上海社会多个阶层的思想和社会习惯具有启示作用。又因为娼妓问题的辩论往往在地区或全国性书刊上进行，故这一研究也能勾勒出20世纪中国社会有关社会性别与现代性的争论的概貌。”（贺箫，2003：8）

2019年，性研究ing推出了“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了近年来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以及中国大陆的部分性研究硕博学位论文，共计推出了4期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英文文献编译、4期中国大陆期刊文献选编和7期中国大陆硕博学位论文选编。

2020年，我们将在介绍会议论文及其他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余，继续着手资料库建设工作，希望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检索便利，也方便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文的研究语境。本年度，我们将着重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人员迄今为止出版（或未正式出版）的所有书籍（包括教材、文集、专著和译著等）。本系列往期内容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若无特殊情况，我们将以每周两次的频率更新上述书籍的基本信息、目录和精选内容。敬请期待。

本期介绍的是由高雄万有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的《呈现与标定——中国“小姐”深研究》，本书作者包括潘绥铭、黄盈盈、王洁、张慧霞、杨蕊、何为、刘振英、张春萌等。同时，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sexuality研究系列丛书之一。

《呈现与标定

——中国“小姐”深研究》

作者：潘绥铭等

时间：2005年12月

出版社：高雄·万有出版社

目录

序言 

上篇  天南地北“小姐” 的自述 

她们是怎么走进这一行的 

她们的感情生活 

她们的职业活动 

她们的婚姻与家庭 

她们的未来会是什么 

老板们是什么样的人  

下篇  “小姐”与社会  

中国性产业纵横论 

“做小姐”只是一种职业平移 

小姐的“专业化梯度”——一个实践过程 

最近20年来中国禁娼法律法规的检视 

性产业与艾滋病——性社会学的视角 

性产业中的男客：初步探索 2005年性产业规模的估计 

附录：关于小姐与性产业，潘绥铭的其他文献

精选内容

下篇  “小姐”与社会

性产业中的男客：初步探索

“找小姐”行为的建构

01

时机：从预谋到随缘之间 

在夫妻之间，性生活往往是无法预计的，更无法计划；可是在一般的非婚性行为中，策划与准备就不得不多一些，往往需要挑选时机、地点、保密与安全条件等等，还需要格外强烈的动机。人们完全可以据此类推，说找小姐都是预谋好的。 

但是我们所访谈到的男客中却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认可这一点。他们指出了至少另外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被朋友拉去的，甚至就连请客的人一开始也没有准备点小姐上床，可是后来却真的发生了。在低层男客中，相当多的人自己第一次找小姐就是这种情况，甚至有人自己就是那个后悔死了的请客的人。 

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男客每天都在“板板茶”那里坐着喝茶，但是只是随缘地偶尔找小姐。大城市的卡拉OK包厢里，这种情况也不少。 

第三种情况是，何时去找小姐，一些男客并不是根据自己性欲强弱，而是根据其他因素，例如自己觉得烦恼／高兴、工作劳累／轻松、遇到悲事／喜事等等。这些都是很难预谋的。 

以上这些情况都说明，这些男客并不是探险家。至少在一些时期内，至少在一些情况下，找小姐这件事仅仅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并不像局外人出于道德考虑而认为的那么举足轻重或者意义深远。这就像富人喝一瓶人头马与穷人喝一杯白开水没有多大区别一样。 

这提示我们：如果一定要寻找男客与其他男人之间除了找小姐这件事上的其他区别；或者一定要把“嫖娼”视为一种特殊的性行为；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很可能走偏，偏差到“惟道德主义”上去。 

这还提示我们：即使我们对于男客的干预工作非常之好，他们使用安全套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至少不能指望他们中会有很多人自己带着安全套去找小姐。这不仅仅是一个性别权势关系的问题，也在于找小姐中存在着随机与随缘的情况。 

如果我们把视野从男客扩大到所有那些有多个性伴侣的男人，那么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了。因此，“100％使用安全套”的口号固然很好，但是真的工作起来，还是应该努力“让戴套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男客去买什么？ 

一般人都会认为，男客去找小姐，当然是去买性。只不过有的男人是去买性机会（例如光棍、离婚、丧偶、单独外出的男人等等），有的是买性技巧（例如体位变化、口交、肛交等等），有的仅仅是“尝鲜”等等。 

这些情况都存在，这些解释也都不错。但是它们并不全面，也不够深刻。

如果说是去买性机会，那么那些有老婆或者有情人或者有一夜情的男客显然并不属于这一类。尤其是，他们为什么不自慰，却非要去找小姐呢？ 

如果说是为了买性技巧，那么在他们挑选小姐的时候，性行为还没有开始，他们一般不大可能知道小姐在床上的表现如何，他们究竟是根据什么来选择不同的小姐呢？ 

如果说为了“尝鲜”，那么就很难解释那些多次找小姐的行为。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男客还有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去买自己所需要的某种类型的女人。（严格来说，男客不是买，仅仅是临时租用。） 

在男客的主述中，有的人主要是挑选小姐的“外观”，就是年龄、身材、外貌等等，倒不一定非要强于他自己的其他性伴侣，而是要求两个极端：要么很相像，要么很不同。也就是说，这些男客主要是从“养眼”的角度，参照了自己的其他性伴侣，首先给自己建构出一个理想模式，然后再按图索骥的。他们挑选的是女人，是“性别标准像”，而不是“性”本身。 

也有一些人是挑选小姐的“味道”，通常是指风度、气质、神情、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等等。即使在那些“板板茶”顾客与三轮车司机里面，即使小姐的收费仅仅是20元30元，这种情况也同样部分地存在。这些男客往往也是挑选两个极端：要么最接近良家妇女，要么最像风骚荡妇。他们挑选的也是女人，是“性别气质”，是“女人味”，而不是“性”本身。

还有一些人是挑选小姐的“亲和力”，就是看小姐会不会说话，会不会哄男人等等，往往也是两个极端：要么会打情骂俏，要么会温柔体贴。许多低层次的男客也是如此。他们也不是去买性，而是去买“舒心”，去买“性别关系”。 

当然总有许多男客是专门去买性技巧的，那么他们就只有把自己的要求转换成上述的三种格式，才可能在上床之前做出选择。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准备好一些计算公式，例如漂亮＋风骚＋活泼＝性技巧很高或者相反等等，然后据此进行挑选。许多小姐也会自我推销的，但是一般来说作用不大，因为那些购买性技巧的男客往往更加挑剔，一般不会仅仅听小姐说一声“我会做”就挑选她。也就是说，那些要买性技巧的男客，实际上必须首先购买女人的综合实力，然后才能买到作为其中一个部分的性技巧。因此，他们买的也不是“性”本身，而是“性别素质”。 

综上所述，无论男客最终与小姐做了些什么，他们在去找小姐与挑小姐的时候，其实首先买的都是性别，是买一个符合他们所需要的“女人形象”的小姐，然后再与这个女人发生性行为。所以说，男客与小姐之间不仅仅是性关系，更是性别关系。 

男客所需要的“女人形象”，最主要地来自现实生活中一般女性在一般意义上的仍然不平等，来自我们这个社会对他们进行的男性中心倾向的熏陶与规训。例如，我们所访谈到的男客，曾经给我们描述出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女人形象”；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男客说自己需要的是类似“工作中的平级女同事”那样的女人。相应地，在性产业中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小姐与五花八门的性活动；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发现过男客与小姐之间按照“平级同事”来相处。 

不过，我们并不因此就认同所谓的“性剥削”论，更不认同那种“只抓嫖客不抓妓女”的昏话。因为男客与小姐是一种“不平等的相依为命”。任何自命为“女性主义”的人，只应该反对第一个要素，而不应该反对后一个：就像只应该反对夫妻不平等却不能反对人们结为夫妻一样。否则就只不过是“好女人主义”而已，与历史上的女道学没有什么两样。  

男人之“性”的社会建构

02

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关系配置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着“妻妾婢妓尼”的性关系制度。对于条件足够的那些男人来说，妻子是“贤内助”；小妾是“秀色可餐”；婢女是性的备用品；娼妓，高级的是“红颜知己”，低级的是“街头厕所”；尼姑则是贞操的偶像。这五种角色是当时妇女的唯有的性关系选择，共同维系着专制皇权的延续。[1]

[1] 具体论述可以参见潘绥铭的《存在与荒谬》第一章，群言出版社，1999年1月。

自从明清之际产生“才子佳人”式的爱情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引进了基督教独有的“专偶制”（一夫一妻制度）而且在1949年之后成为法律，这种“一男可以对多女”的制度基本消失了。但是仅仅50年的实践不足以真正改变历史对中国人的形塑。我们本次所访谈到的一些男客，实际上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只不过他们自己并没有如此清晰地进行理论总结。

但是他们确实是这样来安排他们那复杂的性关系的。他们有老婆，有情人，也找小姐，还有网恋与一夜情。与历史上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使唤丫头（小保姆）少了。这数种女人，在有的男客那里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有的男客则是搞得一塌糊涂，自己只能“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这在历史上也很常见）。 

问题不在于声色俱厉地批判这种现象，而在于发掘一下：仅仅出生于欧洲一隅的而且不超过2000岁的“专偶制”，如果非要在中国坚持实行，我们究竟还缺乏了哪些与什么样的社会条件？  

“找小姐”只是男人之“性”（sexuality）的镜像之一 

对于女人之性的研究，现在已经如同汗牛充栋。可是男人之性却仍然如同雾里看花，或者被其崇拜者与批判者分别建构为截然相反的神像与神话。 

本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但是可以初步地提出：崇拜者与批判者通常所描述的那种男人之性，其实只存在于崇拜者与批判者自己眼中。男人之性其实只是映射出来的许多镜像的建构式的会合，而且只能由主体来加以解释。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只有搞清楚主体究竟是如何把“找小姐”建构为一个什么样的镜像，而且如何来解释这个镜像与其他镜像中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才能加深对它的理解（而不是所谓“发现真相”）。 

性行为的具体方式是男人之性的重要镜像之一，也是男人主体很注意的“性问题”之一，常常来自于与影响着男人的个性。这非常明显地表现为：在我们的定性访谈资料中，男人与不同性质的性伴侣过性生活的时候，会采用不同的性行为方式。具体到“打飞机”、口交与肛交这样的行为方式，他们往往并不是对所有的性伴侣都做同样的事情。 

男人之性还有一种很重要的镜像，那就是对女人与性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在这方面，似乎我们访谈的大多数男客都是专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而且常常信誓旦旦地表白：我这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纵观对他们的访谈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有许多男客恰恰是根据这些自我解释来确定自己的性关系选择、性行为策略，乃至挑小姐的标准。 

上述两种情况都可以说明：社会性别问题，并不是外在于男人的，而是嵌入或者渗透在男人的主体之中的。也就是说，男人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隔绝的社会性别来对女性发生关系与发挥作用的，而是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男女两大性别集团的相互关系现状中来判断与行事。其实，女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社会性别问题，只有以双方的相互关系为主要视角才能有所发掘，单纯地谴责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多大的意思。 

此外，从男人本身来看，无论什么样的具体性行为，无论与什么样的性伴侣来做，男人都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这些感受与他们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相互作用，就会促使他们对于自己的整体的“性”做出不同的解释。有时候，这些解释大相径庭，甚至互相矛盾，但是却可以共时态地或者历时态地存在于同一个男人的心中，并且指导着他的下一步行为。例如在我们的定性访谈中，男客们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嫖娼”就给出了五花八门的定义与解释。这就是男人之性的另外一种常见的重要镜像。  

对干预工作的启迪  

03

早晚需要“生活习惯培养” 

对于预防艾滋病的工作来说，男客最主要的定位其实并不是“找过小姐”，而是“性伴侣更多”，尤其应该把他们定位于“桥梁人群”。因此，现在教育他们在娱乐场所中戴套，仅仅是迫不得已的、目前别无选择的第一步。我们很快就不能再假设他们的艾滋病都是首先从小姐那里获得了，也无法再在小姐与良家妇女中间划出一道鸿沟了。随着艾滋病的传播，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开始帮助他们培养出戴套的生活习惯，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跟什么人做爱。  

安全套以外的“COME”方案 

让男客戴套，这目前似乎已经被构建为预防艾滋病的不二法门。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报告对此推波助澜。 

因为这种“死盯住安全套”的思路，多多少少是被一些现存的关于男人的神话给蒙蔽了，以为渴望阴茎插入阴道这是男人的不可改变的本性，因此只有把阴茎严严实实地包裹住才能够安全。其实，在欧洲历史上，这种“插入崇拜”最早仅仅是出现于18世纪而已。[2]在中国，直到明末清初，中国的性技巧之丰富与发达，绝对是全球纵横两个方向上的状元郎。[3]但是满清王朝为了以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的汉人，把这些都作为“糟粕”一扫而光，乃至流毒至今。 “插入崇拜”既然是被建构出来的，那么也就一定能够被消解掉。 

[2] Henry Abelove：《关于“漫长的十八世纪”间英国“性交”史的一些思考》王文卿 译，《中国“性”研究通讯》2005年第7期。

[3] 现在中国的“古代性文化展览” 已经有数家，传媒转载（尤其是网上）更比比皆是。看过之后，您对我们这里所说的一定不会有什么怀疑。

这种消解有着充分的生物学依据：男人的性高潮主要来源于射精，至于主体使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射精，他的身体可不管那么多。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自慰”为什么会普遍存在，甚至同样也在婚后存在，在“找小姐”中存在。 

这种消解也有着同样充分的心理学依据：男人的快乐并不是直接地来源于射精与生理上的性高潮，而是需要经过主体的自我翻译。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年轻力壮的男人总是倾向于把射精解释为“一泻千里”，把射精之后的感觉形容为“遍体通泰”；可是年老体弱的男人却倾向于认为射精是“牢关失守”，感觉到的是“精疲力竭”。这说明了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常识：快乐、幸福等等，其实只是你自己出于某种解释而产生的感觉，其具体内容是什么反而并不那么重要。 

这种消解还有着更加充分的社会学依据：最近20多年来，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还有多少内容没有剧变呢？如果你看到就连变性人都越来越多，你怎么还会相信“插入崇拜”就能坚不可摧呢？ 

因此，为了预防艾滋病（而不是为了禁欲主义），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推广“COME”方案呢？C＝condom，就是最起码应该戴套；O＝oral sex，就是再进一步可以仅仅吹箫（口交）；M＝massage，就是更进一步可以只是“打飞机”（女为男手淫）；E＝erotic activities，就是最安全的是非生殖器的性活动。 

请一定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一些香港男客总结出来“VIP包厢里的28种性游戏”（曾经在网上流传），都没有任何生殖器的相互接触；但是他们相信，没有几个男人能够在玩过这28种游戏之后还不达到性高潮。我们访谈到的一位上层老年男客，找小姐已经累计花掉了上百万元人民币，但是却从来没有插入过！ 

更有甚者，早在20世纪末，就有电脑大王宣称：现在已经可以用电脑创造出一个“全感觉”的性的“虚拟现实”，就是利用多媒体技术中的“互动表演”（interactive show），再给人穿上特制的紧身衣，通过它，使电流适当地刺激到人体表面的大约100万个感觉神经的神经元；那么，人就会产生相应的触觉。在这样一个虚拟现实里，人不仅会如同身临其境，而且会更加美不胜收。这是因为，多媒体的互动表演以及电流的适当刺激，在强度上、可调节度上和持续时间上，都远远超过真人。 

尤其是，如果把天下的性感明星们都制成虚拟现实的软件；那么随便什么人，只要花钱买来这种设备与软件，就可以与那个明星在虚拟现实里寻欢作乐，而且其美好程度，会远远超过真的与那个明星做爱。 

电脑大亨宣称：这一切，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经济上也越来越可行了。 

那时，人类还需要婚姻吗？还需要真人之间的性生活吗？还需要预防艾滋病吗？在中国，也已经有一些商人开始推销类似的商品，而且最响亮的口号恰恰就是：“它不是真的，但是它没有艾滋病！”到那时，我们所提出的“COME”方案，恐怕要被批判为“复古主义”了。 

推广“COME”方案，当然困难，而且也许只适用于一些男人。但是为了预防艾滋病，哪怕只有很少的人得益，我们也应该努力去做。因为“救一个算一个”。 

当然，在本报告中说这些，确实是远水不解近渴。我们仅仅是提出一种预示，仅仅是希望它有助于开拓思路。我们不希望100％使用安全套的工作因此而损失一丝一毫，只希望它扩展哪怕一丝一毫。  

忠贞与爱情：使用安全套的天敌[4]  

[4] 此说得益于Michael L. Tan：Love and Desire，Young Filipinos and Sexual Risks，潘绥铭首次宣讲于2003年11月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的艾滋病问题研讨会。 

此前6年中，我们的课题组成员在对于13个红灯区的超过一千位小姐的定性访谈中屡屡发现：大多数小姐虽然在“做生意”的时候要求对方戴套子，但是在与她们的老公或者男朋友一起过性生活的时候，她们却绝不会提起安全套的事情。 

现在我们发现，在男客中间也是几乎一模一样。 

其中只有一点点区别：那些找小姐的时候戴套子的男客，在与情人做爱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人也戴套，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会跟老婆戴套子！ 

也就是说，艾滋病跟中国妇女开了一个大玩笑：如果丈夫找小姐，那么，越是堂堂正正的良家妇女，被传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性，反而大于那些“狐狸精”，更大于那些“臭婊子”。 

为什么？因为夫妻之间除非一开始就使用安全套来避孕（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这样的中国夫妻很少），否则一旦任何一方如果突然主动戴上安全套，那就等于不打自招，等于承认 “自己在外面有事”。反之，如果任何一方突然要求对方使用安全套，就等于宣告：“我怀疑你在外面有事”。无论哪一种情况，这个婚姻就完蛋了，或者说，想离婚，就戴套子。 

这就是说，如果希望靠《婚姻法》里“夫妻有相互忠诚的义务”来预防艾滋病，那么当然有可能把所有本来已经相互忠诚的夫妻全都管得死死的；可是却在客观上迫使那些不忠诚的男人和女人，宁可把艾滋病传播给对方或者被对方所传染，也不敢使用安全套。这是一个天大的圈套：鼓吹忠诚不渝＝放纵艾滋病传播。

我们所访谈的男客，基本上都中了这个圈套。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想离婚，也几乎没有一个把小姐看得比老婆还重要。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在客观上把艾滋病风险亲亲热热地送给了自己的老婆。 

在这些男客中，有几位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绝大多数人却是仍然在归结为其他的原因。例如：有些人说：老婆已经上环了、老婆不喜欢我戴套子等等。更多的人则是过于自私，根本没有想到过戴套子主要是为了保护老婆，反而惊讶地问：“跟老婆为什么要戴套？她可没有别的男人。” 

更进一步说，男客们为什么跟情人也较少戴套呢？就是因为他爱她。 

爱情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在各种各样非婚性关系中，相互信任的重要性比在夫妻之间还要大得多，因为非婚性关系不如婚姻那么牢靠。试想，如果一个男人明知道这个女人第二天一早就会把男人的姓名、单位与家庭情况公布出去，那还有几个男人敢冒险与她搞试婚、婚外恋或者一夜情？ 

使用安全套就意味着或者不信任对方，或者是自己不值得信任。这个意思比发生在夫妻之间还清楚，还深刻。尤其是对于男客们来说，对自己的情人使用安全套，就意味着自己把对方当作了小姐，至少也是当作了“乱搞”的女人。这，别说多数男客们自己不愿意，他们的情人也很难容忍。 

我们一定不要以为乱搞的男人们是“什么都无所谓”。其实，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之所以在找小姐之外还需要有情人，就是因为他们也同样需要爱情，哪怕是自欺欺人也罢。例如，一些男客的情人其实还是小姐，要按时间收费或者收礼物的。但是这些男客们自己却坚信那些女人是情人而不是小姐，仅仅是因为双方有了一定的感情。 

因此我们说，只要有了爱情的加入，不管是什么样的性关系，双方都很难再把它看作是卖淫嫖娼，也就很难使用安全套。 

因此，在我们访谈的男客中，那些与情人也戴套的人说：戴套主要是情人要求的，主要是因为她们没结婚或者没有上环，害怕怀孕。当然，也有一些不多的男客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养成了戴套的生活习惯，但是这些男客们也说：需要对情人好好解释这一点，情人才能接受。 

严格来说，100％使用安全套的做法，仅仅适合于在性产业中实行。即使是对于小姐与男客，在他们的其他有爱情或者婚姻卷入的性关系中也很难奏效。

所以，尽管这可能不是预防工作的紧迫任务，但是我们不得不提出：爱情，这是个足以进行研究的问题吗？它能够被干预吗？ 

至于如何进行干预，答案倒是现成的，也是非常残酷的：至少对于相当多的中国人（最开始是对于男客们与小姐们）来说，再也不能假设对方是忠贞的了。爱情不得不与信任相对分离，安全套才能被使用。我们不得不推广这样的爱情理念： 

我爱你，因此不能信任你。或者：你爱我，那就不要信任我。 

这将是中国社会的巨大改造，因为我们不得不赋予女性这样做的足够平等的社会地位与个人权力（power）；不得不修改一切与此不符的法律、制度、道德与生活习惯。艾滋病是中国社会重组的标识与契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5]  

[5] 潘绥铭、黄盈盈、李楯：《中国艾滋病问题解析》，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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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整理：黄泽宇 祝璞璞

图文编辑：王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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